剿灭还是招抚？

杨鹤行招抚——老蒋读明末史之三

初，陕北民乱蜂起，杨鹤上疏言盗贼之起，皆因饥荒至极，民不聊生所致。

崇祯诏杨鹤以左都御史职出任陕西三边总督。鹤行剿务近两载，斩首数千，义军愈剿愈多也。

遂行招抚为主、追剿为辅之策略，上书崇祯:须实实赈济，使之糊口有资，须实实给以牛、种，使之安插归农。

鹤日夜谋划，招抚义军，陕西义军几近受招安也。

有义军首领神一魁围庆阳，鹤行招抚。神一魁降于鹤，对龙亭叩首，鹤责数其十罪，神一魁亦承认之。

鹤即宣读赦书，加封神一魁守备之职，以其所挟战骑五千上闻，侈请犒济。

但朝廷只拨十万帑金，另有藩王捐助五万白银，粮食二万石，实为杯水车薪，所救不及十一也。

半年后，神一魁复叛。朝廷主剿派皆切责鹤行招抚之策，糜财劳军。崇祯怒，下诏逮鹤入京。

鹤之子杨嗣昌求情，鹤遣戍袁州（今江西宜春也），后死于此。

老蒋曰：杨鹤专总陕西事权，先剿后抚，惨然失败，终至获罪身死。

然招抚之事不成，实非鹤之责。崇祯财政入不敷出，朝廷仅出银十万行此大事，几近儿戏，时每两银在陕北可买米一斗半，仅供一人勉力维持五十天也。饥民为活命计，粮尽焉得不反？

鹤曾言诸贼穷饿至极，无处生活，兵至则稽首归降，兵去则抢掠如故，降而复叛，必然之势也。

此言极是。

下回请看老蒋读明末史之四《避讳》。

蒋国良，改于2018.5.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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